作者：洪丕柱

人們常說二十年河東、二十年河西，或者二十年風水輪流轉。
但幾週前的一個星期天下午發生的事，使我覺得這河西河東互換或者風水轉向的週期，對在澳洲的我來説只有十二年。

作爲某社團的負責人，我接到州長彼蒂的邀請信，那天下午去參加他的內閣的第三十二次開門會議。
所謂開門，是指內閣會議開到社區，向社團和選民直接宣佈政府的政策、決定、預算項目等，並請他們對這些內容公開質疑，歡迎他們提出建議、問題、困難、從交通、環保、教育、就業、醫療、治安、公共體育和娛樂設施、幼兒殘疾和老人照顧，直到汽油價格，並當場將這些交有關部長及其助手親自解決。
州長介紹這些政策、預算、項目後，又花了整整一個小時解答聽衆當場提出的問題，然後讓各部的部長、總裁及他們的高級顧問、助手坐在一張張桌子旁，接待來訪的選民，傾聽他們的建議、解答他們的問題、解決他們的困難。
我同我所屬的就業培訓勞資關係部的部長勃蘭迪和總裁馬許門很熟。他們邀我坐在他們身邊，幫助接待來訪者。
當然，到這張桌子來的人都是希望解決他們的培訓和就業問題的。
第三位來訪者坐到桌旁。我同他打了一個照面，大家都愣住了。“羅伯特”我叫道。
我對身邊的部長說，這是我在澳洲的第一個雇主，我在讀第一個碩士學位時，就在他的背包旅社打過工。
“你在政府工作？” 羅伯特問我。我笑著點點頭。接著他對部長說，“為你工作的這為福萊迪（指我），絕對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當然知道”部長說，“否則他也不會坐在我身邊啦。”
“可是我已經失業四年了，” 羅伯特不好意思地說，“我不想靠政府救濟這樣生活下去。我要工作。你們不會體會找不到工作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能體會，現在還能體會。”我心中想，差不多要喊出來。

十二年半前的情景在我腦中再現。當時我經悉尼初到布理斯班，十多天都沒能找到一份工作，這種感覺至今難忘，而當時我對羅伯特說的正是同一句話。
當時他是家背包旅社的經理。我在這家旅社渡過了在布理斯班的第一週，後來同朋友一起搬到附近的一套小公寓，每天下課走過羅伯特的旅社，我都要彎進去問他能不能給我一點工作。
連續十七天，我固執地每天彎進他的經理室，問同樣的問題。聽到同樣的回答：No, sorry. 然後我步行走進 city 沿街問所有的店鋪、旅社、飯館問同樣的問題，聼同樣的答案，再走進找工介紹所 CES ，怕人家嫌我老，我還瞞了十二嵗年齡。
每當聽到 No 的時候，我總是腳步沉重地走出經理室，一邊對他說，“你是這兒堂堂的經理，你無法體會一個找不到工作的人的感覺是怎樣的。”
他的心腸其實很軟，有時他會感到歉意，會請我在他的經理室坐一會兒。同我聊聊。他很喜歡同我聊，因爲他覺得我見多識廣。一天我就同他聊起酒店管理。他聼得入神了，一問之下，我曾在上海華亭喜來頓兼過職，剛開張時當過當時的美籍客房總經理的培訓助理，譯過五本酒店管理的書。
到第十八天，羅伯特躺在床上生病，他的雇工西班牙人加西亞和另一名雇工席捲了他所有的現金潛逃，旅社一片混亂。他的表弟、副經理馬克一個人忙不過來。羅伯特對我說“今天有工作給你了。”
我做了六小時的工，幫馬克搬東西、洗廁所、清潔地毯（當時我連吸塵機還不會用），臨走時羅伯特給了我十五元錢，叫我第二天再去。這是我在澳洲打的第一次工，掙的第一筆錢。
這件事對我在澳洲的學習和生活來説，實在太重要了，我至今難忘。
我在那兒工作了近三個月，每天六小時，只休息了一天，還是羅伯特強制我休息的。我給羅伯特講酒店管理原理，幫旅社建立了管理制度、清理了賬目，定期進行財產盤點，設計了每天的床位流程圖，改進了服務，使一切走上正軌，就差買台電腦進行管理了。
羅伯特對我常言聽計從，從破產邊沿到了經常旅客盈門，著實賺了些錢，我的工資也增加到六小時五十元。
這三個月來，我只給他訓斥過一次。那是個星期天清晨。星期六和星期天清晨我從早上六點做到十一點。這是我最開心的時候，因爲旅客起得晚，羅伯特也起得晚，在安靜的環境中我可以在大堂看我的功課。那天不意羅伯特起得特別早，我正全神貫注地看書，沒見到他走進大堂。他沉著臉，對我說了句叫我終身難忘的話：I pay you to work here, not to study here （我付你工資是讓你在這兒打工，而不是讀書的）。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作爲打工仔的低賤和他作爲 boss 的高貴，不管他對我怎麽好，在他面前，我仍必須兢兢業業，不能有所差錯。
不過老實說，除此之外，他對我還是蠻不錯的。當一名有種族歧視偏見的旅客在留言簿上對我進行侮辱時，他把他攆出旅社。每當氣溫達到32攝氏度以上，他會另外給我一張十元的鈔票，作爲冷飲費。冷飲我當然是捨不得買的啦，這就作爲我的額外進賬，所以我經常盼望氣溫超過32攝氏度。他讓我喝他即溶的咖啡，吃他的麵包。他常以烤雞做午餐，在吃完他愛吃的胸脯和大腿後，便把翅膀和雞肋恩賜給我充飢，而在當時，只要有烤雞吃，我根本不計較雞肋。

離開他的旅社後，整整十二年多，我再沒有見過他。
現在他卻作爲失業人士，出現在已作爲政府高級行政官員的我面前，向我們要求工作！
他是因爲捲入一場訴訟而破產的。因爲沒有一技之長，又因爲缺乏培訓，一旦他的生意破產，就至今只能靠政府救濟生活。
雖然我很想幫助他，但對他愛莫能助。他是我們這個發展變化過快的時代的犧牲品。雖然他只有四十多嵗，又長得高達壯實；但四年不做工，同社會嚴重脫節，我們只能建議他先參加一些培訓課程。
臨別時我同他拍了張照留念，並互留電話。
我們通過好幾次電話。我發現他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卻沒有任何踏實的行動來實現他的想法，而且可惜的是，他至今沒參加我們所建議得的培訓課程。
十二年前，我已是他現在的年齡了。但我當時放棄了在母國的一切，在新國度口袋空空地從零開始，過洋之卒，不能光有想法而不實幹，因爲不拼命向前，我沒有退路。他現在至少還能靠救濟渡日，還能躺在想法上過日子，這是我們的區別。
也許正是這個區別，他不會像我那樣鍥而不捨。再過十二年後，説不定他還是這個樣子，河西再也變不回河東，如果不肯改變生活方式，參加新的培訓的話。
每次同他通電話後，我這樣想。

寫於200年3月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布里斯本
（本文乃摘自“文化的認同與歸屬”，經作者特許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