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丕柱

我常常不知道飯後應該做什麼…………….

    我常常不知道飯後應該做什麼。

    小時候在學校念書，吃完午餐，總要抓緊時間去乒乓球房搶乒乓球台玩幾盤乒乓球或者打一會兒籃球。後來聽人說，飯後打球會得盲腸炎，就不敢打了。

    工作後，吃完午餐常要去工會俱樂部看書刊雜誌。後來聽人說飯後看書影響消化，就不敢看了。

    到了中年，考慮起長壽來了。常聽人說，“飯後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所以午餐後常去走幾十分鐘。後來聽人說，飯後不宜走路，因為血液大都去胃裏，走路會使心跳加快，需血量增加，因為血多在胃裏，就會造成心臟缺血，有心肌梗塞的危險，就不敢走路了。

    年歲不饒人，精力逐漸下降，飯後常感到昏昏沉沉，想睡一會兒。聽人說，飯後打個盹，勝過吃補品，就常在躺椅上閉目養回神。後來聽人說，飯後睡覺容易發胖，最近又聽說醫生發現，飯後睡覺增加腦溢血的危險，嚇得再困也不敢躺下了。

    哦，還有，飯後還不能洗澡，飯後洗澡等於慢性自殺，報上有些文章說。當然，飯後還萬萬不能做愛！

    飯後不能運動、不好看書、不宜走路、不可打盹、不敢洗澡、不得做愛……那麼說只可以工作啦。於是午餐在電腦邊吃邊幹活。但又聽說這樣更危險，會引起腦缺血，腦細胞死亡，以後可能害老年癡呆症！

啊唷，飯後還能做什麼？

我也常常不知道該吃些什麼。

前一陣血壓上升，驗血膽固醇偏高，去看醫生時，他關照我每天不宜食雞蛋。但又從其他醫學雜誌上看到，雞蛋的膽固醇很好，能抵消壞膽固醇，還有豐富的補腦物質，每天至少應吃一個！聽誰的？

    也不敢碰朱古力，因其膽固醇和熱量都較高。但不久前又看到醫學報告說朱古力(DARKCHOCOLATE)可以減少心臟病發病危險，應該適量地吃。吃不吃？

    醫生關照體重應至少減十公斤，便思量減肥辦法，當然大家都說少吃肉啦，連瘦肉都只敢吃一點點。不久卻在電臺廣播中聽到美國醫生成功地用瘦牛排高攝入量達到快速減肥的報告。看到餐桌上的肉，總要思想鬥爭一番：吃還是不吃？

    喝茶、喝咖啡、吃菜、吃水果都有這樣的相互矛盾的報道。不久前又聽到叫我毛骨悚然的消息：居然吃飯也能生癌，高溫加工澱粉類食品會產生危險的致癌物質丙稀胺，它亦能破壞神經系統使雙腳無力，米飯、麵包、炸薯條都包括在其中——我頓時感到腳軟到站立不穩，因為我每天都吃這些東西！

    在澳洲我已習慣了很多種蔬菜的生食，但米卻還沒學會生吃，看來是要拜母雞為師啦。老澳朋友請我去他們家吃飯，我發現他們為迎合我的胃口而煮的飯多半是夾生的，他們也不明白我們bloody Asians（亞洲人）為何愛吃米飯這難吃的怪東西。

    關於體重，也使我不知所措。

    超重的危險到處都有報導，會引起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所以有錢難買老來瘦嘛，看到那些瘦猴真是羡慕煞也。可是忽然又看到令我欣慰的另一種說法：超重5％比低於標準5％更安全，老來瘦未必是福。體重過低者更易患癌症、貧血、心臟病、糖尿病等多種疾病，且抵抗力也較低，易感染疾病，一旦患病，恢復更慢。

    每天看著、聽著這些相互矛盾，令人無所適從的報道，真覺得活著好受罪啊！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布里斯本)

編者按﹕看完上述﹐加之近年來互聯網上流傳的各種資訊很多﹐真讓人無所適從。其實何去何從﹐讀者還是向醫生或營養師按個人情況處理為要。

作者：洪丕柱

學院的職工俱樂部…………….

學院的職工俱樂部，每年聖誕活動都要別出心裁地定出一個主題，開化裝舞會。新千禧年聖誕晚會的主題是中世紀，讓時光倒退一個千禧年，大家扮成國王、王后、王子、公主、騎士、僧侶、修士、工匠、農夫，大廳被裝飾成古堡，牆上掛著獸皮、插著火把，在現代搖滾樂的荒誕伴奏下跳舞。

今年聖誕晚會不知怎的，出了個“回到60年代”的主題，要求大家穿著60年代的服裝參加。

60年代對我意味著甚麼？我想著。當然是“文化大革命”啦。我非常想穿上當年紅衛兵或造反隊的舊軍裝，佩著紅袖章，腰上束著抽人的皮帶，頭戴五星軍帽，挎上放著小紅書的塑料包……好讓同事們吃驚一番，覺得這是甚麼外星來的怪物。

可是我早就把這些東西扔進垃圾桶了，更不用說是帶到澳洲。於是只好穿著平時的衣服去參加晚會。

但是我也很好奇，同事們會穿甚麼樣的服裝。西方60年代是怎樣的，人們穿怎樣的衣服、聽甚麼音樂，中國人絕少知道，因為在那愚民的年代，我們除了被告知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報上偶可看到衣衫破爛的人在垃圾桶旁拾東西吃的照片，還有大學生反對越戰的活動和美國黑人抗議種族歧視的集會，就甚麼都不知道了，如果想借助美國之音或BBC來了解些真情，被發現後是要當做反革命分子判刑的。

不過，在“自然災害”後那稍為寬鬆的三年，大學時代的我還是有機會看到些歐洲共產黨國家的電影。記得當時有部東德電影《柏林情話》，其中女主人公的甲觳蟲似的短髮和超短裙高靴，似乎是受到當時西方時髦影響的。

不過現在可以老實交待，我那時的確偷聽過幾次“美國之音”和BBC，知道些關於猫王和披頭士的音樂。尼克松訪華後，上海外文書店開始“內部供應”原版書，我也從買來的原版英文書中學到迪斯科、搖滾之類新詞。開放以後，我考入1980年第一批英美加專家在上海辦的英文進修班，從他們帶來的資料中又學得一些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內容，所以相對來說對60年代的了解還不至一片空白。

帶著這份信心我走到晚會廳入口。入口處的牆上貼著張有三十幅人像照片的智力測驗，答對百分之二十為及格，才能進門。那些都是60年代世界、澳洲和昆州婦孺皆知的風雲人物。我看了半天，只認得出三個。一個是肯尼迪，記得當時中國報上有幅漫畫，把他的名字譯成“啃泥地”，對他的被刺當時中國人大多是幸災樂禍的。另一個是貓王，他的飛機頭、長鬢角、花襯衫和喇叭褲曾造成一代时尚。再一個就是最近去世的披頭士之一喬治·哈里森，80年代初我在中國雜誌上最早發表了披頭士簡傳，系統介紹了這些影響了一代人的搖滾音樂家，資料就是那些英美加專家提供的。其他如澳洲總理孟哲斯、昆州州長彼得森爵士，都一概不知。

我對60年代的知識居然不及格！當然我不服氣。我爭辯說應該把當時中國婦孺皆知的風雲人物的照片也放上去，我肯定可以及格啦。看門的雅蘭達女士同意，而且她雖然只是中年，也能說出很多中國當時的事，所以就欣然放我進門了。

    進入大廳，我確實感到了60年代。記得80年代中我在中國時曾譯過一部美國電影《回到未來》，其中年輕的主人翁乘坐時間車回到了他父母的五六十年代，對當時的時尚感到非常新鮮。我現在的感覺也差不多。劈面碰到我的女秘書坦妮婭，我簡直認不出留著甲觳蟲式的短髮、身穿綠色超短裙、足登黑色高靴，同《柏林情話》的女主人翁很相似的她了。她告訴我這是她十幾歲做姑娘時穿過的衣服，幸好仍然保留著。我驚嘆她的身材保養之好，如果不是眼袋，絕看不出她五十左右的年齡。

在坦妮婭的周圍還有幾位本院的妙齡女郎，也都留著相似的短髮、穿著相似的超短裙和高靴。她們的年齡怎麼會知道60年代的服裝，而且，怎麼能通過智力測驗進入大廳？一問之下，原來她們是在網上找的資料，這才想起其實幾天前學院已公佈了這個消息，鼓勵大家從網上找資料準備智力測驗，太忙的我忽略了這條告示，幾乎被拒之門外。

    一轉身，被瘦高個教師傑克嚇了一跳。他戴著貓王一樣的墨鏡，略為稀疏的頭髮吹成了飛機頭，穿著敞開胸脯的花襯衫，胸前亂糟糟地塞著團黑色毛茸茸的東西。他解釋說，當時二十多歲的他，有著很性感的濃黑的胸毛，現在隨著年齡的增大而變白變稀，只能找團黑絨線來充數！他邊上的教師布魯斯也穿著花襯衫、喇叭牛仔褲。他說，穿進襯衫還沒甚麼困難，撐進這褲子就辛苦了，褲子幾乎脫線。當然，那是因為腰身變粗的關係啦。 

    在人群中轉來轉去的有網上授課部主任夢拉，不過頭髮已發白的她今天卻挺著大肚子像個孕婦似的，怎麼回事？一問，原來60年代她大學剛畢業後就結婚懷孕了。今天回到60年代，所以她在衣服裏裝了個枕頭，希望能找回當時的模樣。 

舞台上一支小樂隊在奏唱60年代的音樂。我好容易才認出那打鼓和奏電子琴的是清潔工組長但尼斯，戴著60年代曾流行的小鴨舌頭扁帽子－－披頭士戴的帽子，穿著花襯衫和喇叭牛仔褲，還有學籍管理處的幾位男女職工。我平時埋頭工作，不知道學院裏還有這麼多音樂天才！隨著樂聲，一群男女跳起了迪斯科和扭擺舞，一些中年女教工，面目仍然姣好，腰臂卻已肥厚，還邊跳邊跟著音樂一起唱，想來這些必是當時流行的歌曲啦。我雖然也隨便湊進去擺擺屁股扭扭腰，其實除了60年代初曾唱過《小路》、《紅莓花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車》等蘇聯歌曲－－到這些歌也變成靡靡之音後，就只會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了，對這些西方歌曲一概不知，真可算是阿木林（滬語：呆子）。

吃自助餐的時候，我問起60年代的食品是否同樣。同事們回答說，沒甚大變，但當時沒這種破壞環境的一次性的杯盤刀叉，而且東西非常便宜，雖然每週只掙幾十澳元（貨幣剛從澳鎊變成澳元不久），日子還是過得蠻舒服。環保教師朗諾說著就罵起霍華德來了，因為當年大學生的他，靠著獎學金沒付一分學費就念完昆大，而他的子女現在要付很貴的HECS才能上大學。

    就這樣，我和同事們一起度過了一個60年代的聖誕節，還補學了我從前沒機會學的一些知識。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布里斯本。保留版權)

作者：洪丕柱

總之，我得到這樣的訊息…………….

    中國國內的出國熱長年不退，留學潮繼續洶湧，近年來各地不斷舉行國際教育展覽會。

這種展覽會一則可讓舉辦單位從雙重收費中大賺一票，即向參展的國外院校收取可觀的場地費，和向來參觀的觀眾收取入場費，二則可讓想同或已同國外院校進行聯合辦學的中國院校，通過展覽會向公眾介紹合作項目；三則可向有意出國留學的學生和家長提供瞭解國外院校的機會，四則可為想進入中國市場的院校提供宣傳，提高知名度以及同學生直接接觸的機會。

所以如果不是太多太濫，它們應對各方都有些好處。作為在學院擔任國際部負責人的我，在展覽會收費合理而組織有效的情況下，也儘量爭取能讓本院及其所在的高職教系統參展。當然，一旦決定參展，學院和系統一般是派我帶著有關資料去參展的，一則這是我的職責。二則是因為我對中國教育的瞭解，三則是我能直接同家長和學生溝通。用中文回答他們的諮詢。

最近來訪本院的中國某教育代表團，也誠意邀請本院參加該地舉辦的一個據說是頗有規模的和影響的國際教育展覽，同時對雙方已簽署的合作專案做些宣傳。

院長經過考慮，同意參展並協助宣傳合作項目。他指著我對代表團說，派出的代表當然是這位國際部的經理。不料該代表團相當婉轉地對院長表示，最好能派一位澳洲人去參展。

院長還在狐疑之際，因為他對我的能力和成績是十分瞭解的，而且我也確是澳洲人。我卻早明白了他們的意思。因為我雖然是澳洲人，不過是假洋鬼子而已。他們所謂的澳洲人，決非指我這黃皮膚的華人，而很明顯地是指真洋鬼子，或者長著大鼻子，最好還是碧眼金髮百皮膚的白澳。

代表團看到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們的用意，不好意思地對我解釋說，並不是不相信你洪先生，實在是國內現在這方面的騙子，或者拿著外國的護照的中國血統的人中間的騙子太多。他們掛著某某留學公司、或者某某教育代理的招牌，利用學生、家長留學心切或中國院校找國外合作夥伴心切，招搖撞騙、大吹一通，等到拿到傭金，就不知去向，消息全無，碰到問題時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很多所謂教育合作項目一兩年就垮了。

總之，我得到這樣的訊息，現在很多中國老百姓對長黃面孔說中國話去推銷國外教育的假洋鬼子已不太相信了，讓他們去宣傳合作項目，利少弊多。

我早注意到，現在好多澳洲華人開的所謂國際教育公司，到中國去開展工作，都要找幾個長著洋面孔的人做主任、董事，哪怕一般工作人員，以增加公司的可信度 (credibility) ，即使這些白色洋人根本不懂教育，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似乎白人天生比黃人誠實，似乎講到國際教育或海外留學，就非白人不行。

上海俚語“擺野人頭”意為裝裝樣子嚇人，看來它真是精確到家了。現在要去中國搞中外教育合作，非得擺上個洋人的頭不行，哪怕裝裝樣子也好，否則休想有人相信！

我因而想起好幾個我在中國親身經歷的例子。去年我和同事傑夫去中國留學，儘管傑夫的級別、資歷都比我低好多，但所到之處，人們還是把這位蓄鬍鬚的老外當做我的上級。對他無比恭敬。澳洲人是很講平等的，所以我同傑夫相處很好，絕無等級觀念；他又對中國不太瞭解，我格外照顧他。這一切在我的中國同胞眼裏都被理解成了我是他的下級，似乎黃面孔只配做白面孔的下級似的。在馬路上、商場裏、飯店裏，人們對他的尊敬明顯超過對我。有時我覺得辦事困難，只要把他推到前面，狐假虎威，幾句英文之後，事情就解決得快得多，比如定房、訂票、要求改善服務質量等等。

在南京的一家酒店，前臺要求旅客出門時把房門鑰匙交他們保管。回來後去那兒取回，然後才能開門進自己的房，不知道是為了安全，還是別有用意。我覺得不方便，亦屬侵犯隱私，但交涉無用。把傑夫推出來，這問題立竿見影地解決了，我們成了帶著自己的鑰匙的特權階層。

幾個月前我帶秘書莎倫去中國的幾家合作院校驗收學生並協助他們辦簽證。在上海辦完事後我們計畫坐火車去南京。由於我們的時間控制得不太好，進火車站時我們不得不跑步去趕預訂的那班火車，我拎著包跑在前，莎倫在後緊跟。不料我們竟突然被幾名保衛人攔住。

他們要我出示身份證。我沒有身份證，只能拿出澳洲護照給他們看，並解釋說我同這位外賓正在趕去南京的火車。他們裝摸作樣地檢查了我的證件、車票後令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地說，這是為了我們的安全，怕我們的東西被人搶了。

經這番折騰，我們當然趕不上這班車了。保衛人員還算客氣，在車票背面注明准許我們乘坐一小時後的一班車。進站時我和莎倫都百思不得其解，為何我們會被保衛人員攔住檢查。忽然我明白了，這是一名黃人的我拎著包在前面奔跑，而一名白人女子在我後面追趕，會不會他們認定我是小偷，搶了洋人的包正在逃跑？難怪他們說是為了我們的安全，怕我們的東西被人搶了。當然我無法把這種解釋對莎倫講。

下一班車是過境車，車上很擠，早沒了座位。但車警看到金髮高鼻的莎倫，好心地把她帶進餐車坐，我當然也乘機沾了光。車警還偷偷地問我，是否出洋娶了洋老婆。

不久前又去了廣州、深圳討論合作。在廣州某學院，外事辦的負責人向我介紹他們英語中心的力量，說他聘有幾十名外教。我正在驚奇這學院怎能聘得起那麼多外教，碰巧在外教辦公室遇到了好幾位老外。交談下來，發現除了一位大學剛畢業的美國人，其餘都是俄國人或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來的。他們的工資想來不會太高，而他們的模樣當然要比我更能令中國學生信任。

在深圳，某教授要我協助為他們從澳聘幾名英文教師。他也反復強調要白人而不要黃人，哪怕白人資歷淺些也行，彷佛白人總比在澳洲多年，英文不遜白澳的華人強，更能令中國學生信服。

難怪如今年輕的黃面孔男女要把黑髮染黃，只可惜他們無法把黃面孔染白並把黑眼球染藍，總讓人覺得不倫不類。

白種人真的比中國人優越，還是我們看低自己（因為自己的行為把自己的名聲搞臭了），才把他們推出來唬唬自己的同胞？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布里斯本)

作者：洪丕柱

上星期國內最轟動的新聞…………….

上星期國內最轟動的新聞之一是黃金海岸的一位曾祖母的自殺。

這位叫南茜、克立克的六十九嵗的老太，三年前曾罹患大腸癌，雖經手術，其後仍經常受疼痛折磨，令她無法承受。近來疼痛已無法用藥物緩解，疑為癌症發展到末期，在全身擴散蔓延，因而公開宣稱要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自殺前她到處露面，呼籲修改法律，允許安樂死為合法，並在網上發表每天痛苦經歷的日記，以求公衆對她的自殺的認可和同情，希望以自己的死幫助同她一樣的病人獲得死的自由。

支持安樂死的團體和醫生亦隨之配合到處活動，一些不堪末期疾病折磨的病人支持南茜的呼籲，公開表示要步其後塵。關於安樂死的辯論，在北領地通過安樂死法案然後又遭到聯邦政府否決後平息了幾年，現在再次席捲澳洲。

然而，令人嘆為奇聞或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南茜上週在醫師協助下自殺後，經驗屍官解剖，卻發現她身體內居然並無明顯的癌塊！使她痛不欲生的，只是通過普通外科手術即可醫治的腸絞阻。

經醫生分析，南茜的嚴重煙癮加重了她的腸子的問題，使之更爲惡化。

南茜已無法看到這份驗屍報告，否則她會有什麽想法？造物主把生命只交給我們每人一次，一旦毀滅，豈能再逆轉這個過程？這個協助她自殺的醫生，不知是否事先對她做過詳細的檢查，對她的痛苦認真地找過原因。他自己認爲是慈善的，永遠消除她的痛苦的舉動，卻在理論上把他推上了殺人兇手的地位。

沒有人能否認，人對出生是無法選擇、沒有自由的。誰也不能選擇自己在那兒、什麽時候、在什麽樣的人家、什麽民族、以什麽性別出生。誰也不能決定自己要不要出生。有人說一切都是命中註定，這個命定，其實是造物主對每一個個別的人的生命的特別安排和決定。

我們對生命的尊重，正是建基在這一本人無法決定、沒有選擇自由的事實上，而這正使人人，無論尊貴貧賤，在造物主面前一律平等，因爲它對此並不厚此薄彼。

但是我們曾否想過，每個人自己，若非自殺，對自己的死也是不能選擇、沒有自由的呢。除非病入膏盲之人或關在牢中明天要押赴刑場處決的死囚，誰知道自己將會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以何種方式結束他/ 她的生命呢？而末期病人在患病前，死囚在走上犯罪道路前，又何曾知道自己今後會有這樣的結果？由於這一無奈，很多人想借助於算命來瞭解這一點，但任何算命高手，誰又能精確預言這一點？

因此很顯然，這同樣也只有造物主知道，人是無法知道的。昨夜電視上看到有人在飛機失事中喪生、有人在火車出軌中喪生、有人在車禍中喪生、還有人在突發的槍擊事件中喪生，他們中有誰預先知道？比如被槍擊喪生的，是個高高興興應邀去赴一場歡樂的婚禮的青年！

也正因爲這一點，我們應當非常尊重、珍惜生命這一神秘又美好的東西，它既然不是我們自己可以給予自己的，它當然也不應當是自己可以剝奪的，因此剝奪它的人或舉動，哪怕是自己或自願或親自授權某人的舉動，應被認爲是一種犯罪。

作爲有道德的醫生，只有出於尊重生命而盡量設法緩解、減輕病人痛苦的義務，卻無同意和幫助病人自殺的權利，哪怕南茜自殺前聲明是自己決定的，醫生無責，這也不是她有權聲明的，因爲此戒一開就無止境，而醫生將被冠以自殺的判決官和執行官的惡名，時時可能負殺人兇手的刑事責任，南茜一案便是例子：醫生的失職是明顯的，他們更有不是想當然、而是高度負責反復確診病人病況的義務。

尊重生命，服從命運即造物主對每個生命的最終安排和決定，否則社會定會亂套。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布里斯本，保留版權。

作者：洪丕柱

昨天，我們學院請了IBM公司的…………….

昨天，我們學院請了IBM公司的伊蘭女士來洽談共同開發高科技教育產品的事。洽談結束後，我打電話叫計程車送她回去。我想打黃色計程車公司的車，因為它是布市最大的公司。但伊蘭卻叫我打最小的計程車公司——布里斯班計程車公司。我說：“黃色計程車公司出車快，等候時間短。”她說：“沒關係，差不了幾分鐘。支持underdog是我的原則。”

Unerdog這個詞，《牛津詞典》解釋為“即將鬥輸的狗”，轉喻處於下風、劣勢、不利地位的人或一方，社會中的弱者、受害者、受壓制者或地位低下者。

伊蘭解釋說：“如果大家都不支持underdog，那麼它很快就會被大公司吃掉。一旦沒有了競爭，我們最終只能接受大公司的胡作非為。你看這些大銀行，現在就是這樣。所以我哪怕在價格和服務上吃點小虧，也要支持underdog，否則我們現在占小便宜，將來都會吃大虧。”

我忽然想起，霍華德總理從前也用過underdog為理由，來為他對反亞女士韓珊採取曖昧態度辯解。他認為，以堂堂一國總理去批判一個政治上無知的女流之輩，必使她在群眾心目中成為underdog，從而增加老百姓對她的支持。

霍華德當然是強詞奪理，因為僅占澳洲總人口4％的亞裔，應該比當時有10％以上支持率的韓珊更是underdog，如果霍華德確實奉行支持underdog的原則，他更應該站出來支持亞裔指責韓珊才對。雖然如此，這個例子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澳洲人支持underdog的文化。

其實霍華德本人心中很明白，他本人在1996年大選中就是用爭做underdog的策略而坐上總理寶座的，他當時的大選策略之一就是把自己裝得可憐巴巴，把基廷描繪成狂傲自大者來加攻擊，高喊“工黨執政十三年太久”。若不是這招成功，他恐怕早就加入退休者俱樂部打保齡球去了。

這也是為什麼各州大選，幾乎所有處於劣勢的黨甚至不處於劣勢的黨都要高喊自己是underdog，呼籲選民支持，否則就會落得維州肯尼特州長這樣的下場。

我覺得，澳洲人支持underdog的文化確實有其好的一面。記得以前在參加反種族歧視遊行時，我的一位華人朋友，見到那麼多白人同胞放棄週末休息，踴躍參加遊行，感到很不理解，問走在我們身邊的一位同太太一起推著嬰兒車遊行的白人先生，為什麼也來參加我們少數民族組織的遊行。白人先生笑著說，因為你們是underdog，我們有義務支援你們。

移居澳洲的華人亦應瞭解澳洲文化中支持underdog的一面，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檢點。我不反對有錢的新移民買大屋、坐名車。但以此作為財富的炫耀，或傲視別人，則是在這兒招致鄙夷的大忌。有些財大氣粗的華人富商，孩子剛進大學，父母就讓他們開了名車去上課，殊不知我認識的好些澳洲青年，讀到博士學位，也只坐破舊的二手車，因為這是他們從自己的獎學金中省出錢來買的，而非從父母那兒不費力氣得來的。

記得我在布里斯班頭牌名校執教時，好多父母富有的白人學生，週末都自己打工掙零花錢，有一位叫馬修的高材生，更通過去中餐館打工來提高自己的中文能力。

讓我們保持低調，學做underdog，也學會支援弱者，支持、同情和尊敬underdog。因為保持低調能受人支持；而同情和支持underdog，到頭來也會保護自己的利益。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布里斯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