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丕柱

我喜歡澳大利亞這個國家…………….

我喜歡澳大利亞這個國家，喜歡她的民風淳樸和人心善良，喜歡她的潔淨環境和清爽空氣。可是在澳洲也有一件不太能激起我喜歡的東西，這就是在這兒過年。

1999年底，千年一度的新千禧年來到的時候，我曾被人爲煽起的興奮激動過一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興奮感在我的心裏還沒完全冷卻，轉瞬間2002年又到了眼下！

我迷惑不解，是否人到中年以後，特別在澳洲生活以來，這一年年的過去，是在逐漸加速？年輕時似乎好久才過一年，而且記憶之中，那時新年好像總能對我帶來些盼望、帶來些幻想、帶來些希望或美夢，所以每當過年真是開心，充滿祝願、儘管那時的物質生活要匱乏得多、精神生活更加單調得多。

不知怎的，過年的這種歡愉對生活在澳洲的我來説已沒剩下什麽了。如果不看日曆、不看周圍的人和事，我真不知道新年又近在眼前了。

尋思下來，是否因爲在南半球，沒有了我從前熟悉的把舊嵗送走的冷空氣和冰雪霜凍，沒有了把新春迎來臘梅水仙天竺歲寒三友，失去了這些能讓我感到又是換了一年的信號或引起條件反射的條件，這過年便是平常的日子無甚分別了吧。

雖然中國人造出“年”是頭必須驅走的吃人怪獸的傳説，為自己製造的炮竹這種噪音、硫磺氣加碎紙片的全方位污染源尋找藉口，我卻越來越感到年確實是頭吃人的妖魔；只不過它不是一口把我吞了，而是一點點在偷偷地蠶食、吞噬着我的生命罷了。

由於在澳洲，失去了我以前熟悉的年來到時慣常發出的信號。它每每更容易在我毫無防備之中突如其來地降臨，又從我的眼底下倏地溜走，偷走我一部分我曾經茂盛的黑髮，一部分曾經強健的筋肉和一部分曾經光滑的皮膚。

記得以前每當西伯利亞冷空氣南下，媽媽都要趕緊從箱子裏為我們翻出厚厚的冬衣、縫好暖和的棉被。身體感到了低溫的威嚇，開始增加食欲，吃什麽都香，好讓皮下脂肪增厚，抵禦寒冷。同時夜長了，睡眠也自然增加了，一切都服從着造物主刻意的安排，猶如動物在西北風刮起前要拼命進食，然後打洞冬眠一樣。冷空氣告訴我們冬至近了，過年的意識也逐日加強。

孕育了人類文明的北半球各文化不約而同地在他們的曆法中把過年，或是舊年的結束、新年的開始大都安排在冬末或春初。因爲這時秋收已結束，收穫的莊稼已經倉儲妥，有了能在過年時以吃喝來補充一年辛勞虧空了的體力的物質基礎；同時天寒地凍、日短夜長、沒什麽活可幹，人們可以乘機玩樂慶祝一番，累了就睡幾個懶覺、進點補。更兼春天是個尚未來臨的未知數，人們可以借良好的祝願來盼望它風調雨順，幻想希望和美夢就有了萌發的根底。總之過年就成了一個可讓人喘息一下，補充一些體力，準備來年新搏鬥的機會。

但是，在夏天過年，又是怎麽的一番情景呢？赤日炎炎、揮汗如雨、口乾舌燥，胃口怎會旺盛？面對佳餚能吃下幾多？吃得太多還得怕拉肚子。日長夜短，開完慶祝派對回家，東方已露魚肚白，還能睡個什麽舒服的懶覺？春天早已逝去，一年如何大局已定，還有什麽祝願和幻想希望美夢的餘地？夏天是農民伯伯田間管理操作灌溉除草捉蟲的大忙季節，所以造物主給我們安排了長長的白天，以便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幹活。夏 天天氣變化多端，還得時時當心風旱雨澇。除了把扇搖的公子王孫，還有什麽玩樂慶祝的時間、精力和心思？難怪在各文化中，夏天重大的節慶最少。

大約這就是爲何我在澳洲過年常感覺不到年的氣氛；就是爲何我對過年常感到勞累，因爲天亮太早，慶祝派對後我沒有睡懶覺的機會；就是爲何我對在這兒過年一年比一年更不感興趣；就是爲何我感到一年年的過去變得越來越加速。總之我覺得在這兒過年違背了造物主的安排，只是照搬我們所遷來的老家北半球早已定好的日子而已，怎能讓我們過得開心？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布里斯本

註：本篇乃節錄自文化的認同與歸宿一書，經作者准許轉載

作者：洪丕柱

人們常說二十年河東、二十年河西，或者二十年風水輪流轉。
但幾週前的一個星期天下午發生的事，使我覺得這河西河東互換或者風水轉向的週期，對在澳洲的我來説只有十二年。

作爲某社團的負責人，我接到州長彼蒂的邀請信，那天下午去參加他的內閣的第三十二次開門會議。
所謂開門，是指內閣會議開到社區，向社團和選民直接宣佈政府的政策、決定、預算項目等，並請他們對這些內容公開質疑，歡迎他們提出建議、問題、困難、從交通、環保、教育、就業、醫療、治安、公共體育和娛樂設施、幼兒殘疾和老人照顧，直到汽油價格，並當場將這些交有關部長及其助手親自解決。
州長介紹這些政策、預算、項目後，又花了整整一個小時解答聽衆當場提出的問題，然後讓各部的部長、總裁及他們的高級顧問、助手坐在一張張桌子旁，接待來訪的選民，傾聽他們的建議、解答他們的問題、解決他們的困難。
我同我所屬的就業培訓勞資關係部的部長勃蘭迪和總裁馬許門很熟。他們邀我坐在他們身邊，幫助接待來訪者。
當然，到這張桌子來的人都是希望解決他們的培訓和就業問題的。
第三位來訪者坐到桌旁。我同他打了一個照面，大家都愣住了。“羅伯特”我叫道。
我對身邊的部長說，這是我在澳洲的第一個雇主，我在讀第一個碩士學位時，就在他的背包旅社打過工。
“你在政府工作？” 羅伯特問我。我笑著點點頭。接著他對部長說，“為你工作的這為福萊迪（指我），絕對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當然知道”部長說，“否則他也不會坐在我身邊啦。”
“可是我已經失業四年了，” 羅伯特不好意思地說，“我不想靠政府救濟這樣生活下去。我要工作。你們不會體會找不到工作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能體會，現在還能體會。”我心中想，差不多要喊出來。

十二年半前的情景在我腦中再現。當時我經悉尼初到布理斯班，十多天都沒能找到一份工作，這種感覺至今難忘，而當時我對羅伯特說的正是同一句話。
當時他是家背包旅社的經理。我在這家旅社渡過了在布理斯班的第一週，後來同朋友一起搬到附近的一套小公寓，每天下課走過羅伯特的旅社，我都要彎進去問他能不能給我一點工作。
連續十七天，我固執地每天彎進他的經理室，問同樣的問題。聽到同樣的回答：No, sorry. 然後我步行走進 city 沿街問所有的店鋪、旅社、飯館問同樣的問題，聼同樣的答案，再走進找工介紹所 CES ，怕人家嫌我老，我還瞞了十二嵗年齡。
每當聽到 No 的時候，我總是腳步沉重地走出經理室，一邊對他說，“你是這兒堂堂的經理，你無法體會一個找不到工作的人的感覺是怎樣的。”
他的心腸其實很軟，有時他會感到歉意，會請我在他的經理室坐一會兒。同我聊聊。他很喜歡同我聊，因爲他覺得我見多識廣。一天我就同他聊起酒店管理。他聼得入神了，一問之下，我曾在上海華亭喜來頓兼過職，剛開張時當過當時的美籍客房總經理的培訓助理，譯過五本酒店管理的書。
到第十八天，羅伯特躺在床上生病，他的雇工西班牙人加西亞和另一名雇工席捲了他所有的現金潛逃，旅社一片混亂。他的表弟、副經理馬克一個人忙不過來。羅伯特對我說“今天有工作給你了。”
我做了六小時的工，幫馬克搬東西、洗廁所、清潔地毯（當時我連吸塵機還不會用），臨走時羅伯特給了我十五元錢，叫我第二天再去。這是我在澳洲打的第一次工，掙的第一筆錢。
這件事對我在澳洲的學習和生活來説，實在太重要了，我至今難忘。
我在那兒工作了近三個月，每天六小時，只休息了一天，還是羅伯特強制我休息的。我給羅伯特講酒店管理原理，幫旅社建立了管理制度、清理了賬目，定期進行財產盤點，設計了每天的床位流程圖，改進了服務，使一切走上正軌，就差買台電腦進行管理了。
羅伯特對我常言聽計從，從破產邊沿到了經常旅客盈門，著實賺了些錢，我的工資也增加到六小時五十元。
這三個月來，我只給他訓斥過一次。那是個星期天清晨。星期六和星期天清晨我從早上六點做到十一點。這是我最開心的時候，因爲旅客起得晚，羅伯特也起得晚，在安靜的環境中我可以在大堂看我的功課。那天不意羅伯特起得特別早，我正全神貫注地看書，沒見到他走進大堂。他沉著臉，對我說了句叫我終身難忘的話：I pay you to work here, not to study here （我付你工資是讓你在這兒打工，而不是讀書的）。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作爲打工仔的低賤和他作爲 boss 的高貴，不管他對我怎麽好，在他面前，我仍必須兢兢業業，不能有所差錯。
不過老實說，除此之外，他對我還是蠻不錯的。當一名有種族歧視偏見的旅客在留言簿上對我進行侮辱時，他把他攆出旅社。每當氣溫達到32攝氏度以上，他會另外給我一張十元的鈔票，作爲冷飲費。冷飲我當然是捨不得買的啦，這就作爲我的額外進賬，所以我經常盼望氣溫超過32攝氏度。他讓我喝他即溶的咖啡，吃他的麵包。他常以烤雞做午餐，在吃完他愛吃的胸脯和大腿後，便把翅膀和雞肋恩賜給我充飢，而在當時，只要有烤雞吃，我根本不計較雞肋。

離開他的旅社後，整整十二年多，我再沒有見過他。
現在他卻作爲失業人士，出現在已作爲政府高級行政官員的我面前，向我們要求工作！
他是因爲捲入一場訴訟而破產的。因爲沒有一技之長，又因爲缺乏培訓，一旦他的生意破產，就至今只能靠政府救濟生活。
雖然我很想幫助他，但對他愛莫能助。他是我們這個發展變化過快的時代的犧牲品。雖然他只有四十多嵗，又長得高達壯實；但四年不做工，同社會嚴重脫節，我們只能建議他先參加一些培訓課程。
臨別時我同他拍了張照留念，並互留電話。
我們通過好幾次電話。我發現他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卻沒有任何踏實的行動來實現他的想法，而且可惜的是，他至今沒參加我們所建議得的培訓課程。
十二年前，我已是他現在的年齡了。但我當時放棄了在母國的一切，在新國度口袋空空地從零開始，過洋之卒，不能光有想法而不實幹，因爲不拼命向前，我沒有退路。他現在至少還能靠救濟渡日，還能躺在想法上過日子，這是我們的區別。
也許正是這個區別，他不會像我那樣鍥而不捨。再過十二年後，説不定他還是這個樣子，河西再也變不回河東，如果不肯改變生活方式，參加新的培訓的話。
每次同他通電話後，我這樣想。

寫於200年3月
作者來自中國，現居布里斯本
（本文乃摘自“文化的認同與歸屬”，經作者特許轉載）

作者：洪丕柱

雜草的生命力……

記不清幾天沒下雨了。我家的草坪，還有人行道上那些通常是綠油油的一片片大草坪都枯萎了。不過散步時，在幾近焦枯的黃色中，我可以看到夾雜著一小叢一小叢依然青綠的草。仔細看去，卻另我失望的發現，這些依然青綠的小叢，卻並非常組成如茵草坪的細嫩的家草，而是各種醜陋的雜草。他們的生命力明顯的超過人們有意培植的家草。
草是如此，花也一樣。家母在花園中開闢了幾畦花壇。她必須每天辛苦的早晚兩次澆灌，才能使這些五彩繽紛的家花常開。有時她不在，或去上海看我哥哥，或去墨爾本看我弟弟，那些花，由於我的惰怠，缺乏照顧，不久便都先後枯死。
那時，枯黃的花壇中，我卻發現一些不需要種植的野花，花朵雖不如家花那麽漂亮，顔色雖不如家花那麽鮮豔，有些還是花瓣很細小的，忽然都冒了出來，傲然怒放著，似乎在譏笑已經枯萎的家花。
花草如此，人難道不一樣嗎？末代皇帝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曾說到,皇家的孩子,雖然尊貴無比,根本無挨餓受凍之虞,又不缺乏成群奴僕的照顧,卻不少年紀輕輕就妖折了,能長大又身體健康的不多。可是窮人家的孩子， 有些吃了上頓沒下頓， 有些衣衫破舊單薄， 還可能早早就要幫家裏打雜、做工、幹活，卻可能長更加壯健。所以有帶小孩經驗的人常說，要孩子身體好，不應一味驕慣呵護，而要令他們“常常三分饑餓和寒。”
上海人有句歇後語：“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蟹是美味，只要是沒過敏體質，人人愛吃，。但吃蟹一定得吃活蟹，一旦蟹死了，卻千萬不能吃，因爲會産生毒素，吃了會拉肚子。但叫花子可不管這一套呢，非但照吃不誤，非但沒有薑末糖醋醬油等調味品，還吃得津津有味、嘖嘖有聲、叫好連天。
科學家、藝術家、作家、企業家等中間也不乏類似例子的。愛迪生、狄更斯、傑克輪頓、高爾基、馬斯可夫斯基、齊白石、華羅庚、比爾。蓋茨… …不是童年很窮苦，就是童年沒受過太高的教育或太多專業訓練，甚至多年被監禁。他們更多是刻苦的自學，不象今天很多年輕人，靠著家長的照顧，生活學費都不用擔心，順順當當一路讀到碩士博士。但這些人的成就卻令人刮目相看。
SBS的電視新聞曾，報道了關於義大利14世紀最偉大的畫家喬拖（Giotto）生平的研究的新發現。喬拖的畫色彩豐麗、線條自然、富有立體感（他開始採用透視手法），他畫的人物富於表情和個性，人體給以圓渾而非扁平的感覺，被認爲是西方繪畫史的里程碑。可是這位偉大畫家的生平,繪畫史卻幾乎沒有記載，甚至連他的像也沒有留下來。他長得怎樣早年受過什麽教育和專門訓練成了一個謎。
研究發現（特別是從他墓中的殘骸，喬拖原來是個醜陋、畸行的侏儒！怪不得他從來不畫自畫像！他出身低微、貧寒，不名一文，顯然沒受過什麽良好的教育和專門的教育。看來他一生大約也沒受到世人很多的愛，但他的宗教畫卻展示他對主和世人的深摯的愛。
我不是鼓勵人們做雜草、野花，教家長故意讓孩子受凍挨餓，教大家學叫花子去吃死蟹，或者不上學、不必受教育，不必受人愛。我的意思是說，處於逆境、生活艱苦、條件困難、教育不足，甚至長得醜陋、畸形或矮小如侏儒、受人歧視，政治上受迫害，都不一定是壞事，他們甚至有可能逼迫我們，使我們更努力、更上進，結果是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相反，條件太好了處處養尊處優，可能會使人缺乏意志和戰鬥力，缺乏忍受艱難困難的能力，結果可能更容易在逆境中夭折，像花園中的嫩草坪和悉心照顧的家花。

作者：洪丕柱

一篇千字雜文無法談很多文學評論和文學史的事,……

一篇千字雜文無法談很多文學評論和文學史的事,但我還是想簡單觸及一下對目前澳洲華文報刊上引起爭論的金庸以及武俠小說的看法問題。
我坦誠地承認沒看過金庸的武俠小說。雖然如此,我絕對相信金庸迷們所形容的他的小說的精彩,使人不忍釋手。而且正因為相信這一點,我更不敢去碰這些小說,因為我是時間的窮人,一旦被它們迷上,廢寢忘食,看到半夜三點,日夜顛倒的話,白天繁重的工作就會沒精力去處理,生活中其他非常重要的事也會被忽視,實在得不償失。
不過我認為使讀者看到不忍釋手,並非能成為一名作家在文學史上地位高低的標準。很多通俗小說、言情小說的作家都有很好的移情的寫作手法,能令讀者廢寢忘食,甚至痛哭流涕,想同主人公一起恂情。而一些價值很高的文學作品,卻不一定人人都看得懂。
而且我認為,不管金庸晚節如何,也均不應成為評定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的標準,因為大文豪哥德對權貴低頭哈腰貪圖虛名的晚節曾受貝多芬的怒斥,郭沫若的晚節更大成問題,到了底聲下氣搖尾乞憐人格喪盡的地步。
我只是對一些文章所提到的金庸的武俠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恐怕比茅盾、巴金的小說更高,金學也許超過紅學,表示極大的懷疑。
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法國文學史上的父子雙傑大、小仲馬。
大仲馬以寫冒險或驚險小說著名,有點像武俠小說,而且極其多產,一生著述一千二百卷(雖然有些是同別人合寫或邀人代寫的),小說《三個毛瑟槍手》、《基度山伯爵》,或譯成更富武俠氣息的《三劍客》、《基度山恩仇記》,當時的讀者面也許不比金庸的武俠小說少,連現在也不乏讀者,而且不斷被改編成電影。
我當時也看過這些書,看得神魂顛倒,特別是後者。記得是文革時抄家流出的解放前的舊譯本,都被翻爛了,在好友之間接力傳遞,每人規定每卷只能看二天,只好通宵看(好在那時無政府,不必辛苦地上班)。大仲馬活著時情婦成群,財富地位影響顯赫和威風應大大在金庸之上,雖然沒有在政治上被捧得那麼高。
小仲馬是大仲馬的一名情婦所私出,從小飽嘗受歧視之苦。他的作品雖也不少,但數量要大大少於乃父,家喻戶曉的只有《茶花女》。儘管《茶花女》的篇幅遠比《基徒山伯爵》要小得多,情節也不如那麼複雜和扣人心弦,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要大大超過乃父的力作,被很多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評為世界文學史上的十大悲劇之一,可同偉大的希臘悲劇《俄狄浦斯》、莎翁名劇《哈姆雷特》、高乃依的悲劇《熙德》等齊名。這就是為什麼小仲馬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要高過其父,能入選法蘭西學院當院士。
原因?《茶花女》探討了當時法國的社會和道德等現實問題,描繪了一幅逼真的中產階級的生活畫卷,揭露了婦女,特別是作為有錢有勢的男子的玩物的婦女的悲慘處境,發人深思。由於它的現實意義,造成了當時極大的社會震撼,不像他父親的小說,雖被讀者愛不釋手,卻只能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閑讀物,蓋因其同現實生活脫節。其實大仲馬的小說如《三個毛瑟槍手》所反映的英、法權貴階層的勾心鬥角的歷史真實性,恐怕還要更勝於中國的武俠小說呢。
這就是為何魯迅、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的揭露社會現實的作品,無論如何要比張恨水等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或現代的瓊瑤的愛情小說的文學地位要高得多,雖然後者讀者也許更多,也曾博得許多人的眼淚;這也就是為什麼《七俠五義》等武俠小說讀者再多,其地位總比不上描繪中國歷史、社會、政治、戰爭和權術鬥爭的活生生的場景的《三國演義》。
成年人看武俠小說也許是種好的消遣,我卻希望青少年少看它們。我小時候和家兄亦曾迷戀於武俠小說,每每從租書攤租來,看得昏天黑地;有一段時間,家兄還曾萌發去山上修道和練武的念頭。這樣的事當時常有所聞,亦曾發生過青年離家出走去學武功的事件。今天,澳洲華界青年中常有所聞的打群架傷人的事件,不知道是否與他們迷戀武俠小說、電影有關？果真如此,它們的社會效益更要大大不如現實主義的作品。
對青少年，我覺得還是看些小仲馬、狄更斯、巴金,培養文學修養和鑑賞力來得更要緊。